感恩背后的故事

读过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之后，我一直对旧中国“长者本位”的家庭观念深恶痛绝。在这种观念之下，“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利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而我要对那些“觉醒”的父亲敬佩不已，他们“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背着家庭生活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失去了这世人非人的忍辱，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然而鲁迅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把孩子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之后，他们并不能学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那又该怎么办？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某大学校内公告栏中出现了一封署名为“一位亲酸父亲”的家信，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儿子：
　　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但你终究是我的儿子。自从你考上了大学，便成为我们家几代里的唯一一位大学生之后，我的心里已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了。
　　在你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们收到了你的3封信，加起来比一份电报长不了多少，简言易骇，主题鲜明，痛篇字迹潦草，只有一个“钱”字特别工整清晰。
　　当时正值你妈下岗，而你爸我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够你出入卡拉OK、酒吧和饭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仅没有半句安慰，居然破天荒的来了一封长信，大谈别人的老爸老妈如何的大方。你给我和你妈心上戳了重重的一刀，还撒了一把盐。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辛酸父亲”的来信，在大学的校园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许多人都以为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刺痛了社会的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父母从小没有进行恰当的教育于此肯定有关系，然而我思考更多的是，在父亲“觉醒”、孩子“解放”之后，“我们现在该怎样做儿子”？这才是我考虑的关键所在。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告清楚“谁是谁的儿子”。这决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孩子被解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之后，搞不清“谁是谁的儿子”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今天的父亲在儿子面前意犹昨天的儿子在父亲面前一般必恭必敬，惟命是从。孩子得到了“解放”，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不是“圣人之徒”，说要搞清楚“谁是谁的儿子”，当然不是要重新确立长幼之序，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在走到另一个极端去。而是因为，这一问题实在是讨论的前提。试想，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还如何去讨论“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这样更进一步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样做儿子”？
　　我们需要学会感恩。鲁迅曾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我也曾说过，我不是“圣人之徒“，听到这样的断语当然不会“面红耳赤”，但我也确实坐不住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生育完全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情。单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在从性爱到生育的环节中，人具有这一圈子的能力。他既然能跳却不跳，偏偏要这般“损己利人”，当然不能说一点恩也没有。退一步来说，即便将“生”看作是满足性欲的副产品，没什么“恩”的话，那么“育”呢？难道一点“恩”都没有吗？我想，我们只有怀着感恩的心去对待自己的父母，才可能以感恩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需要学会体谅。就算有人坚持要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他至少也得要承认“父亲并不欠子女什么债”。“觉醒的父母，完全是义务的”，这句话父母可以说，其他人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也理所当然的这样说，就有点不合情理了。实际上，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从来都是含辛茹苦，尽心尽力。他们并不期望有什么回报，如能够得到一句关切的问候，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受宠若惊”的事情了。孩子若像债主一般，天天逼着父母做那些力所不及的“奉献”，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人间最大的心灵折磨。我们都需要体谅，父母当然也不例外，要学会体谅别人，首先就要学会体谅自己的父母。
　　我们还要学会承担责任。我们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我们就得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无论是对自己，或对父母、朋友，还是对竞争对手。而单从做好子女一面来讲，我们尤其需要早日自立，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与压力，同时也可以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别忘了，在我们被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之后，父亲还在身后独自肩负着那道“黑暗的闸门”，我们有责任把他一起带到幸福的生活中去。
　　这样的“需要”还有很多，我当然不能一一指出。再套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作为结尾：“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心中有了爱，便能学会感恩，学会体谅，学会承担，学会怎样做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