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了，但被嘲笑的究竟应该是谁呢

我从北门市搬到南门市，多半是为了逃离肖禾的追逐。
　　我第一次接触的女人便是肖禾，那时我们念高三，肖禾被我们男生称作“洋马”。她那高大蓬勃的身材和手臂上浓密的金色汗毛，以及微微上翘的圆屁股，使很多人想入非非。加上她那个既天真幼稚、又欠庄重的坏毛病——吮大拇指，更使校园里的气氛时不时地显出焦躁和压抑。
　　我与肖禾是邻居，她家住在我家的楼上。高考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一个下午，她打电话叫我上楼，说要让我看一样东西。
　　我上楼按了她家的门铃，她吮着大拇指给我开了门。那个长期被唾液浸淹着的大拇指离我很近，味儿很酸，很膻，使我心中突然像多了点儿累赘，虽然我也同许多男生一样，为她做过一些想入非非的梦。
　　她请我坐下，从桌上的铅笔盒里取出一张字条塞给我说：“你自己看吧。”说完就进了厨房，就像有意给我腾出看字条的时间。我打开字条，上面写著『肖禾我想和你性交”。以我当时不满十九岁的年龄，很为这几个字感到羞惭，感到震惊，感到太阳穴蹦蹦乱跳，还感到一种欲望的不可扼制。虽然这字条不是出自我手，却直白地表述了我意识的深处。虽然肖禾大拇指上的气味儿破坏了我对她的整体感受，此刻我却急迫地想再细看看整个的肖禾。她从厨房里出来了，神情有点犹豫不定，两眼却坚定地望着我。她挨着我坐下，默不做声地低着头。好像那小字条使她蒙受了天大的耻辱，只有我才能帮她抹去这耻辱。或者干脆那小字条就是我写的，而她甘愿为我照字条上所写的去做——和我做。
　　她说此刻她爸她妈不在家。见我没反应，她又强调了一遍她爸她妈不在家，这之前我与肖禾甚至连朋友也说不上，可是突然间她把我弄得必须得为她做点什么。在这里我用“为她”一词好使我显出和她在意识上的区别，实际真要做起来，我也是为我——虽然看上去我像个无辜者。
　　她又说了一遍她爸和她妈不在家。果然，我的精神和欲望被这暗示抖擞起来，一套只有我和肖禾的房子和一张只有我们俩看过的字条使一切都不在话下。房间骤然变得窄小了，我似乎顶天立地，浑身说不出的憋闷，下巴一个劲儿哆嗦。我伸手试着去摸她的脸颊，她闪开我，站起来领我走进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在她那张整洁的小床上做了我们想做的。对于事情的全过程我一直缺乏细节的记忆，尽管细节肯定存在。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她穿的衣服，也不记得她是怎样在我面前把自己脱光（或者没脱光）。我只记得我怀着战胜了所有男生的得意，怀着邪恶的激动匍匐在一堆白花花的物体之上忙活了一阵。我手忙脚乱却装作充满活力；我害羞靦腆却装作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因为要装见过世面的大男人，一直沉默不语的我还忽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声“亲爱的”。
　　在我的间接经验里，这三个字似乎是文明的做爱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这初次对它的脱口而出使我对自己恼恨万分，因为它是那样地做作，那样地口是心非。这装腔作势的摹仿是那样拙劣，我盼望肖禾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她听见了。
　　我的“亲爱的”使肖禾那闭着的双眼睁了开来（当她睁开眼时我才发觉她一直闭着眼），她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被男生们向往过的那些汗毛蹭着我汗津津的脸，使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因为我觉得她这么搂我也是一种摹仿。我们摹仿着又在心中揭穿着彼此的摹仿行为（至少我是这样），直到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分开。我们快速穿好衣服，闹了别扭似的谁也不看谁。又愣了一会儿，我离开肖禾回到自己家。一连几天，我们碰面时不说一句话，仇人一般。我初次领会到做这事不仅可以紧密地结合男人和女人，更可以残酷地分离男人和女人。我为我这初次的领会感到一种无处诉说的委屈：我不曾与谁做爱，我只是在猝不及防的机会到来时“做事”。
　　很久之后我偶然地读过一段“荆轲刺秦王”的野史，其中写到燕太子丹为了笼络荆轲使之为其效力，绞尽了脑汁。比如荆轲骑千里马游玩归来，偶然提及千里马的肝分外鲜嫩，燕太子丹马上叫人杀马取肝，烹调成菜献给荆轲；又比如荆轲夸赞一位给他斟酒的宫女手长得好看，燕太子丹立即叫人砍掉宫女双手，放在铜盘中献给荆轲。这使我想起了我在肖禾家度过的那个下午，那个白花花的身体与肖禾本人并无关系，那只是一堆纯物质的皮肉，好比宫女那双放在铜盘里的手。那双美丽的玉手倘若不复长在宫女身上，它便只能具有标本的意义。当我们用自己最初的全部柔情，用自己最敏感、最脆弱的心灵，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的少女，以无限朦胧而又丰富的想象编织我们与她们之间的故事时，这少女突然直截了当地脱去衣裙朝我们逼来，爱和柔情便逃遁了，剩下的只有明白的欲望和粗鲁。更何况，我对肖禾从来就不曾发生“脆弱的柔情”，事后我甚至怀疑那张小字条是她自己写的，她假借别人之口说出了她想要我做的，我则利用了这“假借”。我的虚荣我的好奇我满脑瓜的胡思乱想和这“假借”纠缠在一起，助我完成了这初次的毫无意思的体验。为此我憎恨肖禾，她的手段使我领略了也丧失了我应该体味和享受的一切：细致的顾盼，美妙的暗示，彼此相见时那心花怒放的情绪，甚至平淡无奇的琐碎对话。
　　后来我等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去了北京，肖禾没有等到。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又回到北门市，肖禾早在北门市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找到了工作。我们仍然是邻居，在校园里肖禾仍然被人想入非非，其中有涉世未深的学生，也有稍具阅历的教师。有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已经和几个男人有过交往，他们使她体味了这件事情的快乐，也使她学会了如何快乐。她却因此而更加想念我。
　　她要弥补从前我们那苦涩而又尴尬的经历，她要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把我应得的一切给我。每次见面谈话，我们都是先绕着这个主题，可结果还是归到这个主题之下。说这话时她已不像当年那么拘谨、生硬，却仍然吮着大拇指，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像个淫荡的白痴。白痴并不是不能激起人的欲望，有时候在街角垃圾桶旁坐着的女乞丐、女傻子会莫名其妙地引起男人理直气壮的冲动，使我相信人有时候会有一种自然的企盼淋漓尽致地亵渎自己的妄想。
　　肖禾并不是乞丐、傻子，她所以又激发起我的兴致，正因为她声称她和除我之外的一些人干过，而他们给了她快乐。这使我恨不得立刻将她按倒在地立刻讨伐她，以证实我的出色。此时我的状态好比两个为了吉尼斯纪录而比赛喝啤酒的人，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他们对啤酒的爱，而是战胜对方的渴望。肖禾就是啤酒，我必得通过这啤酒来挽回从前的手忙脚乱，从前的羞涩靦腆，从前那一声虚假做作之至的“亲爱的”。
　　我们重复了那个下午的事情。事后肖禾夸奖了我，她甚至激动得哭起来，任鼻涕眼泪乱七八糟地往下流。她说她相信这几年我肯定也有过女伴，但她不在乎，她要用跟我结婚来证实她的不在乎——这时仿佛我又成了那比赛中的啤酒。
　　我还不想结婚，尤其不想同肖禾结婚。她的坦率能勾起我的性欲，她的坦率也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我不要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却打定主意要跟我，到处散布我和她睡觉。她想用睡觉来证明我和她关系的严重性、深刻性。有时你确实觉得性行为和睡觉有所区别，人世间大部分性行为是达不到睡觉的深度的。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真正心甘情愿、坦然无忌地睡在一起（这里的睡没有性的意味）是不容易的，这很可能是人类最难的几件事情之一。肖禾把它看得过于轻易，她轻易就想用睡觉的舆论来迫我就范。在那些日子里我成了厚颜无耻的不负责任的诱骗女性的公子哥，我的父亲也多次规劝我要认真地对待生活。我无法向世人表明我的认真，倘若我说，除了肖禾我还和好几个女人“睡过”，但我并没有通过这些“睡”找到爱情，因此我还在继续寻找，而这正是我的认真之处，他们肯定会大骂我的下流。
　　说到对待生活的认真，我母亲可说是个典范。她在规劝我娶肖禾时，除去列举肖禾的诸多优点，还指出肖禾的人中长得又深又长，说这种女人生育能力强并且头胎多半是儿子。这话的含义虽不再是中国民间的“多子多福”论，起码也是暗示我，肖禾女人特征之出众吧。我立刻想起“洋马”那个外号，而我的母亲则是牲口市上的行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肖禾忽而软忽而硬、忽而悲戚万状、忽而强悍野蛮的行径包围着，我甚至惧怕听到楼上她家传来的脚步声，不管那是谁的脚步都使我一律想起马蹄嘚嘚，这“马蹄”还使我开始厌恶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人是可以因了厌恶存在于这城市中的一个人，继而厌恶整座城市的。我已无法容忍北门市，我花费了两年的努力，才从北门搬到南门。
　　南门市被很多人看做单调、乏味，甚至连自己的口音都未形成的城市。她的历史短暂，不像其他城市那样，总能从犄角旮旯找出点历史的痕迹：一块石碑啦，一间小庙啦，几处名人的公馆啦……便值得骄傲了。倘若基建时再挖出几个坛子罐子，一座城市就更加非比寻常。南门没有这些，基建挖坑时连块古瓷片也没见过。但这并没有妨碍南门市成为一个大城市。她没有阅历，也就没有包袱；她拿不出值得子孙后代骄傲的古董，也就不那么任性。不那么任性，才使南门市能够更快、更少麻烦地接纳新事物：房地产、高科技开发、三资企业、股票市场接踵出现，乃至聘请外国专家规划市容，街上连自动柜员机也有了。而大批外地、外省人的流入，终于使南门市有了自己口音的雏形。这是一种以原装南门口音为基础，杂以京、津味道的“普通话”。所谓原装的南门口音，实际是一百年前这块土地上种棉者的乡音，那时南门尚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那乡音有点生硬有点愣，但对话极为简练，有着直出直入的风范。比如有骑车者在街上撞了人，警察过来干预。
　　警察问：“为什么撞人？”
　　南门人答：“莫（没）铃儿（指车）！”
　　警察又问：“为什么不安铃儿？”
　　南门人答：“莫（没）空儿！”
　　90年代的南门口音里，“莫”已经进化成了“没”，这种对普通话的质朴向往和顽强靠拢还使南门人养就了较为厚道的待人习性。他们不排斥外人，因为实际上南门是个被外人占领的城市。
　　它无法引人怀旧，却能诱人寻找机会。我常常以为在一个充满怀旧意蕴的古老城市，机会终究不会太多。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揣着狼狈的麻烦从故里逃脱的人，更是愿意在一个彼此纠缠不深的环境里寻找我的一切可能。目前我在一个被称作设计院的大单位工作。
　　我为之服务的这家设计院是个颇具规模且保密性很强的单位。
　　据老同事们讲，过去各科室、各车间之间都不了解彼此的任务，外人进院办事，要自带档案。由于它的规模和性质，使它地处南门市的最边缘，与郊区的乡村土地接壤。它仿佛是被南门市抛掷出去的一个庞然大物，又仿佛是南门市继续向外扩张自己的一个急先锋。连接南门市与这“急先锋”的，是每隔二十五分钟开来一辆的公共汽车。汽车把粉末儿一样干细的黄土带进市区，又从那里载回一些大院里我已熟悉的面孔。除非特殊需要我难得乘公共汽车去浏览一次市区，因为这设计院好比一座微型小城，吃、穿、用、玩的设施基本齐备，它无时不在告诉我这儿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何必要用乘公共汽车来证实你在南门市的存在呢。我只乘公共汽车去过一次市中心的大仑酒店，一位大学同学发了财，路过南门市在那儿请我吃饭。
　　这同学是倒腾电脑发起来的，身边伴着一位女郎。女郎脸上涂抹着疲惫的脂粉，脖子上争先恐后地绕着好几圈金项链。我以为这是他的太太，他却大大方方地告诉我说不是，但比太太更亲密。女郎大腿压在二腿上直乐，两条腿神经质地抖个没完。这同学问我是不是已经给什么人做了丈夫，我说没有，他说这就对了——不过就算当了丈夫也用不着怕谁。什么叫丈夫？丈夫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你的夫，一丈之外立即作废。那天我们吃了不少也喝了不少，彼此又说了些哥儿们义气之类的废话，一瞬间我感到我自己挺没意思。
　　当我从酒店乘车归来，当汽车驶出市区我在车上遥望着矗立在原野上的设计院那白色的楼群，它就像行走在平静海面上的一艘巨轮，衬托着它的似乎将永远是风平浪静。
　　我打算就在这“巨轮”上从容、自在地活上一阵，而且我已经在这里发现了几个有些姿色的女性，比如设计院幼儿园的一个阿姨——后来我知道她叫林林。这是个黑眉毛白脸的小个子姑娘，在人前装得文文雅雅，领着孩子们在南路上散步时，走到僻静处就伸手到白大褂兜里摸零食吃。或许正是这个摸零食吃的动作吸引了我，使我有时候很想把她拥在怀里，像喂孩子一样喂她吃点什么。这个俗不可耐的想象总鼓动着我寻找机会接近林林，比如算好时间故意在她带孩子散步时走过来。那时我装得步履匆匆，“匆匆”到简直就像没看见身旁有一队孩子和一个漂亮姑娘。有一次当我一无所获地白白穿过了林林的队伍，在我身后却突然爆发出孩子们齐声的招呼：“叔——叔——好！”我无比激动地回头看林林，她正低头弯腰给一个孩子擦鼻涕。她装作对一切浑然不知，那仅仅是装作，我怀着百分之百的把握想。果然，当她以为我已远去时就慢慢抬起头来，我正好放肆地迎住了她的目光。
　　她很矜持地冲我笑笑，只有我知道这分明是久已对我有过观察的笑。假如不是这期间我出了点事，很快我就会邀请她去我的单身宿舍做客了，但事情就出在我的宿舍里。
　　起初宿舍独属于我个人，也许正因为它曾经独属于我，才使我产生搂着幼儿园阿姨喂她零食吃的念头。但好景不长，正当我和林林有了交往可能的时候，这宿舍不再独属于我，行政处给我塞进来一个名叫罗欣的人，从此这个戴眼镜的孱弱的瘦子成了我的同屋。我得承认罗欣基本是个善解人意、不惹是生非的“舍友”，而且他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每当我坐在自己桌前翻着闲书喝几口白酒时，他总是拿出他的啤酒很诚恳地说：“喂，喝点儿啤的吧。”我讨厌有人把啤酒说成“啤的”，但我竭力压抑着心中的厌恶，竭力谴责我这种挑剔他人用词的毛病。况且罗欣与我相比真是不堪一击的样子，若是将他剥光了去给画家当模特儿，画家们肯定无法找出他身上的哪块肌肉在哪儿。于是我可怜起罗欣，捎带着也可怜起他那句“喝点儿啤的吧”。
　　但罗欣的另一个习惯却使我越发不能容忍，便是他每晚必须一次的洗涮他的那个玩艺儿。为此他的床下总备着一个稍大于饭盆的搪瓷小盆，盆内总扔着一块乌七麻黑的小毛巾。我相信这决不是出于卫生的需要，因为离我们不远就有浴室，每晚我们都可以去洗热水澡或冷水澡。罗欣的洗涮在熄灯之后。当月光透过轻薄的窗帘使房间从漆黑一片转向朦朦胧胧，罗欣便蹑手蹑脚到床下取他那个小盆，然后是一阵撩水声。那声音谨慎而忸怩，那声音使我辗转反侧，使我常像遭到猥亵。我想发无名火，想探出谁是罗欣的未婚妻然后赶快把罗欣的事告诉她。我还想出其不意地把罗欣痛打一顿，最好就在他正洗得起劲的时刻。后来打人的念头终于把我弄得十分快乐，浑身的肌肉一阵阵发胀。一日，当罗欣又在使用他的小盆时，我一跃而起“啪”地拉开了灯。正蹲在屋角的罗欣吓得跳了起来，双手捂住腿裆。当他想拽过一条毛巾围住自己时，我几拳就把他打出了门。罗欣的眼镜跌在地上，使他连还击都找不到目标。我一边痛打罗欣，一边不忘将他那小盆踢到走廊。我的举动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当我被保卫处的人强行拽走时，罗欣已是鼻青脸肿。我一路后悔着没有踢到他的裆里。
　　我打罗欣，实属蛮不讲理，便想闪出一朵道德的火花——自己把责任完全担起来。当保卫处审问我这次事件的原因时，我对罗欣那个毛病只字未提，只说是因为我晚上喝醉了酒。后来保卫处、行政处（可能还有院领导）研究对我的处理，我便写了该写的检查，接受了该接受的处分。我毫无怨言，最后只声明一点：决不搬回宿舍去住。行政处问我不回宿舍回哪儿，我说去看仓库。
　　设计院的这个仓库，是一座远离办公楼区、紧挨院墙的独立建筑，灰砖三层楼。我早就注意到平时很少有人光顾这里，这使它显得孤立而冷清。原以为这库里存放着单位的一些秘密，其实不然，这里塞满了早被替换下来的桌椅、柜橱、旧庆和铺板，像个家具库。倘佯其中，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一座住房紧迫的城市，为什么能够容忍一座好端端的楼房专供存放破旧的桌椅？这些蒙着厚厚灰尘的桌椅乱七八糟地相互交叠着腿脚，像是一场恶战刚刚开始，又仿佛它们从前的主人无休止地争论之后留下的遗迹。主人中有的虽已故去，但灵魂还会在夜深人静时飘游而来，寻找他或她坐过的椅子，寻找他或她存放过秘密的带锁的抽屉。
　　或者还要寻找他或她用过的某一张床，回味发生在床上的他们那不可言说的事，好比我同肖禾发生在她床上的那样。你可以永远不理睬这些灵魂的飘游，但你却不要妄图毁灭这飘游本身。越是貌似没用的家什，对人越是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威力。因此看守还是必要的，派专人看守这满楼的烂木头虽说有点煞有介事，却也显出了一种庄重和正规，谁能保证那些家什有一天不会拔腿出来给社会添乱呢。
　　当我进驻了仓库，才知道或许我是第一个正规看守它的人，也才知道行政处为什么挺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仓库其实就没人看守过。这意味着我忽然获得了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有的是桌椅供我用，床也任我挑，可以打着滚儿地睡了这张睡那张。
　　我携着行李来到行政处指定给我的房间，房间在三楼。这里的桌椅相对少一些，使我从门到窗户可以顺畅行走。共有三张单人床可供我选择，我毫不犹豫地把行李扔在靠窗的床上。这时我才闻见满屋子那种辛辣、潮湿的尘土味儿。我用力推开几乎锈住的窗户，正对着这窗户的，是一个用钢窗封起来的明净的后阳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门市医学院的一座宿舍楼，我的仓库与这幢宿舍楼仅一墙之隔。距离是如此地迫近，以至于我都能闻见对面阳台上做饭时飘来的阵阵米香。米香飘过来，迫使我朝著有米香的地方观测。我看见对面阳台的煤气灶上有一只中型不锈钢锅，有气从锅里冒出来。那么，锅里煮的肯定是大米粥。后来，锅潽了，乳白色汤汁顶起锅盖往外溢，引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从房里（厨房）冲出来掀开锅盖，热气还嘘了她的手，她奓起手来放在嘴边直吹。
　　我目瞪口呆。
　　我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这个女人只披了件浴衣。所谓“只”，是因为她实在是光着身子的。她冲出厨房时，裸体就被我一览无余。我觉得眼前很亮，像被一个东西猛地那么一照。常有消息说，一种天外来的飞碟就是赫然放着光明一划而过。她放着光明一划而过，但还是给我留下了观察的机会。我猜她不再是情窦未开的姑娘，有三十吧，三十出头吧。但她体态很棒。棒，不光是美。有人很美但不棒。她的脖子、乳房、肚子、大腿……
　　我看到的一切都很棒。这使你觉得最打动人的女人不是美，实在是棒，男人的目瞪口呆只能是面对一个棒女人。面对肖禾我从不目瞪口呆，还没有女人使我目瞪口呆过。
　　我开始研究她的行为逻辑，发现她那一头湿漉漉的短发。这显然是正在洗澡，想起阳台上的锅，才迅速从卫生间抓件浴衣就奔了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把浴衣穿好呢？显然，她早就知道她面对的是一座从无人问津的大仓库，她完全可以对它视而不见。于是她放心了，无拘无束了。人在放心时，在无拘无束时也愿意把自己暴露给自己。
　　这是5月的一个黄昏，南风把麦子吹黄的季节。麦海在这陈旧仓库的周围汹涌。我感谢我的选择，感谢行政处为我指定的这个房问。我悄悄地关起窗户，又蹬上桌子拧下灯泡，并且把灯绳用力拉断。我愿意在黑暗中生活，愿意让对面——以后我一直这样称呼她——以为她面对的仍然是一座被大自然包围着的老仓库。
　　我在北京念书的第二年暑假，因为无所事事，就受了一则电视广告的怂恿，乘火车去两百公里之外的一道大峡谷旅游。在峡谷入口处，我和当地向导因为价钱发生了争执，这时有个姑娘赶过来说，如果我不介意可以与她合雇一个向导，每人就能少拿一半儿钱。我看了她一眼，立刻表示同意。我已断定在我和她之间注定要发生点什么。她是合我心意的那种女性，不张狂也不忸怩，身材瘦削，脑后束着马尾辫；脸上的两三粒小黑痦子使她的面孔显得俏皮、动情；眼睛不大但挺亮，总像在为什么事而激动。
　　我们走进凉森森的峡谷，陡峭的崖壁上正盛开着浓密的海棠花，远看去像飘逸的云。底处尽是鹅毛笔一样的羊齿苋和叶片圆圆的独根草，逆着珍贵的阳光，它们格外剔透。向导是老实巴交的当地农民，操一口当地土话，舌头该打弯时打不过弯来。他笨嘴拙舌地给我们介绍完海棠花和羊齿克，又讲起当地的故事传说，许多故事都和明朝的朱棣（燕王）联系着。有一个故事说，燕王扫北时，这峡谷周围的山村野舍也颇受兵荒马乱之苦。一日他正率兵骑马追赶闻风而逃的山民，发现一个逃命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大小孩，手中牵着一个小小孩。燕王心中奇怪，勒马问那妇女，为什么让小小孩走路，却把大小孩抱起来？妇女说小小孩是自己亲生的，大小孩是丈夫的前妻所生。燕王听后感慨万端，惊奇这穷山恶水之中竟有如此善良仁义之人，随即告诉妇女不必再出逃。
　　燕王让她回村后在院门口插一桃枝，士兵见到桃枝便会绕过她家。
　　妇女回到村里却将此事挨家相告，第二天燕王的队伍一进村，发现家家门口都插满了桃枝，燕王只好命士兵放过整个村子。后人为了纪念这妇女的德行，年年4月都在门口插桃枝，久之，又将桃枝换作了桃符。
　　我只对这故事的后一半感兴趣，春风和煦的4月，在一个荒僻的山村里到处插满着含苞欲放的桃树枝，这景象颇似美国那个著名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使人觉得再过一百年当它被人重复时，依旧会充满一种激荡人心的吉祥境界，一种人类心心相印的古老魅力。我对故事的前一半颇不以为然，觉得那女人对待两个孩子的态度实在做作。何必呢，为了向世人证实自己的贤惠，偏要费劲拔力地抱着大孩子，却将一个没有行走能力的小孩扔在地上。若将两个孩子的位置换一换，说不定母子三人都能逃脱追赶——当然也就没有了这故事的后一半。
　　向导弯腰拔了一棵蝎子草，告诫我们不要碰它，它的叶面有一层毛刺，人的皮肤碰上去会立刻红肿一片疼痛难忍。说有些游客不知蝎子草的厉害，蹲在石头后边拉完屎就拿它当手纸用，他亲眼见过他们是怎样被蜇得一蹦老高，眼里转着泪花哇哇大叫，蝎子草的故事令我和她很开心，我们俩大笑起来，我趁她笑得浑身颤抖时伸手扶在她的腰上。她对这试探性的一扶没有显出介意，似乎不知不觉，我随即用力搂住了手下那一围纤细的腰肢。
　　我闻到她身上一股好闻的气味，像青草，像小溪撞在石子上溅起的那种凉味儿。我低头问她用的是什么香水，她说她用的是水味儿香水。怪不得我闻见了水味儿。这更叫我对她另眼相看。
　　当我对自己向往的姑娘揣摸不准时总是焦虑和急躁，总是盼望着一件事情赶快结束、下一件事情赶快开始，好让我有可能继续新的试探。现在我已不再急躁，也没有焦虑，我和她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心照不宣地说些不关痛痒的废话，心花怒放而又从容沉着地检阅着峡谷。峡谷没有白来，这对我果然是一条幸福的峡谷。我开始悉心品味幸福到来之前的一切琐碎过程，而这过程本身其实也就是幸福的一个内容。
　　当晚我们合伙吃了晚饭，还合租了当地旅游公司的“鸳鸯帐篷”。帐篷里并排放着两只用来做床的淡蓝色气垫，我们躺了上去，我迫不及待地闭掉了吊在帐篷顶上的那支发着灰白光亮的节能灯，刚才围灯飞舞的小虫们立刻就在脸上碰撞起来。我带着被小虫子碰撞的激情去触摸黑暗中的她，她说：“先别，先说点儿别的。”我闻着她的气味问她别的什么，她问我是不是读过那么一篇小说，她说出小说的名字和一个有名的作家。很可惜我没读过这篇小说也没听说过这个作家，但我却一迭声地说着我知道我知道。此时我想用我知道我知道来打断她可能要开始的讲述，因为我已热血沸腾，我已按捺不住地想立即得到自己要得到的。她却完全不顾我的热望，一味地自言自语般地讲起那个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艘客轮上偶然地相识，当客轮停泊在一个热带小岛时他和她心照不宣地下了船，他们在岛上的一家小旅馆度过了销魂的一夜。第二天当男人醒来时女人已离他远去，船也离岛，船带走了那于他来说无比亲近又万分陌生的女人。他甚至不知她的姓名，只在他们温存过的床上找到一枚她失落的发针。于是那发针一直陪伴着这男人，他终生都在渴望通过这枚发针找到那个他心爱的女人。
　　我们都被这个故事弄得失魂落魄，一时间我们都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彼此相爱又永不相知，说不定明天早晨这帐篷里也会留下她的一枚发卡。她的故事引导着我尽可能做到既风流又温柔，在她这浪漫故事的笼罩下我刻意使自己让她满意。但是也许我太年轻了，年轻到还没有学会如何疼爱手中的女人，我一味地折磨她使她从自造的浪漫中回到了现实。她开始指责我，说你是多么地粗糙啊！她的指责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好像我一下子成了她在感情上的试验品。我粗糙，那么就必然有比我细致的。我忽然像憎恨肖禾一样地憎恨起她，而男女之间气氛的突变是难以快速转换的，它必须要一方首先做出牺牲。我做出了牺牲，暂时牺牲了我的自尊又一次亲近了她，但先前的浪漫就化作了生理上单纯之至的达到目的。这时她小声告诉我说现在是她的危险期，要我保证决不给她带来麻烦。我说我一定保证保证一定，然后我们就像两个签了约的人那样大松心地度过了后半夜。最后，最后我终于淋漓尽致地将“麻烦”带给了她。也许当我向她作过保证后就决心要麻烦她一下了，在这件事上男人永远掌握着主动男女永远无法平等，而我使用的这个卑劣手段正是要报复她对我的“粗糙”的指责。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了，属于她的那只淡蓝色气垫上果然遗落着一枚黑发卡，正符合了小说里的情节。
　　这种故意的遗落使我觉得我真的又一次进入了圈套，虽然她的圈套远比肖禾的圈套要高雅。使她感兴趣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在一种特定氛围中的我。当我配合著她完成了她梦幻般的经历，确有其事地把她变成了她盼望成为的小说中的人，我的存在便已不具意义。如果在我制造麻烦的一刹那内心曾对自己生发过谴责，那么这事后的分析使我变得坦然了，我甚至原谅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对她抱有的不负责任的企图。
　　我捏起那枚发卡，发卡上还挂着她的一根头发。我再次意识到我永远不会看见她了，假如由于我，她身上真的有了麻烦，也永远没人来逼我负责。一切正因了她的浪漫，正因了我们彼此终不相知。这念头令我窃喜，又使我微微地不安。当岁月流逝我粗糙的心灵变得有了一点儿细腻的模样，我才敢正视我曾经多么地虚伪和下流。
　　那枚发卡被我揣在口袋里，没出半个月我就掏出来扔了。我可不想跟那篇小说里的男人一样，捏着个卡子捉迷藏似的把那女人找上一辈子。我庆幸自己连她的姓名也没问，只记住了那意味深长的桃符。
　　我的对面通常在早晨六点半钟推开阳台的窗子，这使得本来爱睡懒觉的我也随之调整了作息时间，我愿意赶在六点半之前起床。
　　我看见她穿着只有两根细带子的白色睡裙来到阳台上，乳房在睡裙里若隐若现。她的眼里分明还带着朦胧的睡意，这使她在挂窗钩时，手显得很不准确。打开窗户她便闪回房间，我的视线也跟着穿越阳台，穿越厨房大开着的门向里跟踪。她已弯进卫生间去洗漱自己，我只能看见一小段走廊和厨房对面那个房间的一角。那个房间也经常开着门，有一块棕红色发亮的东西贴墙而立，好像是钢琴的一个侧面。
　　这时对面又出来了，头发整整齐齐，满脸湿润的新鲜，我觉得我甚至能闻见她嘴里的牙膏味儿。她带着一身新鲜开始点着煤气灶热奶，热完奶就用平底锅煎鸡蛋。从时间上判断，她把鸡蛋煎得很嫩，煎完小心翼翼地用木铲盛进盘子，像是怕破坏鸡蛋的完整。她这种对待食物的认真态度，叫人立刻想到家里正坐着一位等待她伺候的丈夫，可是一连数日她家就她自己。
　　对面把阳台改作厨房，和阳台毗连的厨房却被布置成一间小型餐室。我看见她坐在高脚圆木凳上吃早饭，就着光明可鉴的白色操作台。晚饭时她才坐在餐桌旁边。尽管独自一人，对于进餐的形式她也一丝不苟，台布、餐巾、筷子、刀、叉，秩序从不紊乱。当牛奶正冒着热气时，便有面包片从一只小匣子里跳出来。
　　我知道匣子叫做吐司炉，能把面包烤得微黄，我在北京时认识了它。她吃得挺多，挺仔细，然后常以一个西红柿作为早餐的结束。
　　她仿佛从来没有厌烦过这种在常人看来十分讲究的早餐形式——我欣赏她的讲究；这也是文化之一种吧，我常常研究是什么经历培养了她这种半中半洋的吃饭习惯。我听说过“大家闺秀”这个词，可我接触过的女人实在连“小家碧玉”也算不上，有时我突然觉得，她们只配用蝎子草当手纸。后来天气渐渐变热，她的穿着也越来越简单，身上被遮挡的常常只有那三点。对于那三点，与其说是为了遮挡，不如说是为了特意暴露。设计这些只用来作遮挡的玩艺儿的人实在是聪明，它们给人类增加的色彩，实在不仅仅是这些玩艺儿的本身。
　　面对这个讲究到极致的随便或者随便到极致的讲究的女人，我常常怦然心动。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要结识她本人的打算，我只想知道她的来历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我像等待灾难一样地等待着他们。但，这个家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丈夫样的人和孩子样的人，于是我又猜测她的丈夫正在出差，而他们可能还没有孩子。那么，在医学院工作的究竟是谁呢？房主如果是她丈夫，什么事情使他连续一个多月（我已有一个月的看守仓库的历史）
　　外出不归呢？如果是她本人，为什么她经常不回家吃午饭——在医学院工作意味著有条件回家吃午饭。如此说来，在这所大院里工作的还是她的丈夫，她应该另有职业。
　　我一时看不准她的职业，我看到的仅仅是她在厨房里和阳台上那些微乎其微的作为。
　　她剥葱剥蒜、擦洗煤气灶；她也美容，有时候她会带着一张敷了面膜的大白脸站在阳台上削土豆皮，像鬼怪，却令我感到亲近，似乎这是她专为我而扮的一个“鬼脸儿”。
　　还有一天，我看见她在家里整整忙了一个下午。她收拾鱼、肉，把杯盘弄得叮当直响。她肩上搭条毛巾，不时拽下来擦脸上的汗，稍有空闲便翘起手指欣赏自己手上的戒指。这使我想到，她的忙活一定和这枚戒指有关，她的忙活应该是为了迎接一个人，一个送她戒指的人。这人决不是她的丈夫，迎接丈夫用不着如此郑重，我想。果然，她在餐桌上摆了两套餐具。
　　天色暗了下去，我缩在窗前把自己埋没在黑影里，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曾缩着，“缩”只是人在暗处的一种形象感觉。身在暗处窥视他人，这本身就有一种缩头缩脑的味道。我缩头缩脑地等待着，就像等待电影里一个跌宕的情节。
　　当对面的阳台灯火通明时，我的视线里终于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静悄悄地出现在对面厨房里，出现在对面的身后。他伸出双臂猛然拢住她的腰，就势歪过头吻住了她的脖子。对面的手中正攥着一只尚未打开的酒瓶，她胡乱地把酒瓶放在桌上，试图转过身去拥抱这个男人。这男人只一味地拥挤着她，不许她转身。这举动，这景象，再次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人决不是她的丈夫。中国的家庭没这规矩，没这层次。回来就回来，放下手里的东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吃饭就说吃饭。冷不防，她终于转了过去，他们立刻抱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接起吻来，吻到不可收拾时，他把她抱起来离开了厨房。
　　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厨房时显得平静多了（干完了）。他们坐下来喝酒、吃鱼。他们吃得很香，很少说话。冷清时（我猜）就停下来隔着饭菜亲吻一下，他的一只手握住她的一只手（那戴着戒指的手）。
　　我站在窗前感受到双重的饥饿，却在心里起劲儿地笑这一男一女的煞有介事。我再次揣测那男人决不会是对面的丈夫，直到有人怯生生地敲门。
　　这是我住进仓库后所听到的第一次敲门声，但我不想开门。
　　我默不做声——屋里既然没灯，有人没人谁看得出来？敲门声却持续地响着，并且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听出是林林，才摸着黑开了门。林林站在门口不进来，说：“你怎么不开灯啊？”
　　这使我无言以对，因为从来也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对于一个正派的女孩子，这个提问是再正常不过了。现在我不准备回答她的问话，只想先把她拽过来。我拽过了她，把门反锁上。不用问，林林对我连打带骂，她骂我是流氓。但她的骂声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用我的嘴堵住了她的嘴。我把她紧紧抱在胸前任她像条愤怒的小蛇、小猪一样扭来扭去。拥抱林林堵林林的嘴，这实在是个权宜之计，我不愿意让她和我一起看见对面的阳台。就为这，狗急跳墙，我“跳”到了林林身上。果然，林林一慌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还趁机对着林林的耳朵说：“你知道我和罗欣为什么打起来么？就为了你。”林林不再那么惊慌失措了，但仍要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这时我觉得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直撞我的腿，顺腿摸去原来是一只饭盒，是林林提着的一只饭盒。林林趁势挣脱我说：“你让我出去，这饭盒给你。”只听光当一声她把它放在桌上。
　　房间忽然比刚才又黑了一层，我发现这是因为对面阳台已经熄灯。我放下心来，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可林林没有走，黑暗中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她再一次问我：“你为什么不开灯呀？”我说灯泡坏了再说开灯招蚊子，再说多一个灯泡多一份热。
　　林林不再提开灯不开灯的事，只告诉我饭盒里是馅儿饼。我摸到饭盒拿出个馅儿饼咬了两口，仿佛我早就在等着她的这盒馅儿饼似的。我请林林坐下。
　　林林在黑暗中挨我坐了下来，问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显然，黑暗中的一切使她产生了惊险的愉悦，才迫不及待地追问我刚才的话。我只好又重复一遍关于我和罗欣都对她如何如何。她叹了口气（我想这是得意的一叹），说只感到我对她有意思，没想到罗欣。她问我愿不愿意她常来看我，我说我当然愿意，不过最好晚上别来，中午比较合适。她问我晚上怎么啦？我说，怕对她不好，没灯。对我倒没什么。她小声儿笑了，说：“只要你高兴就行。”这是句会说话的女孩子的话，会说话的女孩子都会这么说。
　　分手时，她站在门口连连说了几次“我走了”，这当然是一种暗示，暗示我重演她进门时的那一幕。但我只是替她开了门，摸了摸（不是握）她的手。林林刷刷刷地大步下了楼，我觉得精疲力竭。
　　月亮升起来，对面还是一片漆黑。我躺在床上想着刚才的一幕幕，想着对林林的一次“权宜之计”换来的将是什么？肯定是她将不断提着馅儿饼来看我的事实。想了一会儿即将来临的“事实”，我又想起了对面的明天，明天，出现在对面的将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天刚亮我就从床上坐起来，觉得嘴里又苦又臭。可我不想刷牙洗脸，我一动不动地盯住窗外。
　　对面的窗子打开了，又是挂好窗钩，又是消失，又是对自己的漱洗，又是有秩有序的早餐。看上去她心绪很好，饭后又从厨房拎出高脚凳，登上凳子擦玻璃。她穿着一件旧衬衣和一条短裤，她哼着歌，翻来覆去地总是那么一句：“咕咕、咕咕……”像鸡叫。但她的口形却因此而变得有意思了，仿佛正热切地亲着什么。
　　那个男人没有出现，我的猜测已得到证实。他不是她丈夫，他没有在此过夜。他们只是熟人，熟到他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我心中却突然一阵阵疼痛。
　　念大三时我有过一次比较正式的恋爱，我喜欢低班一个名叫尹金凤的女生。有一回宿舍楼洗漱间的下水道堵了，污水溢到走廊里来。男生女生们都奓着胳膊叽里呱啦地叫，只有尹金凤挽起袖子脱了鞋，光脚走进洗漱间，掀开下水道蓖子伸手就掏，掏出一大堆烂头发、牙膏皮什么的。脏水泡着她白净的脚丫，原来尹金凤长得很出众。很快我就打听到她是从边远山区考来的，正应了“深山出俊鸟”那句俗语。
　　我开始追逐她，一边得意着我的眼力。她很少参加校内娱乐活动，整天泡在图书馆看书。我于是也追她到图书馆，我们终于友好地认识了。我惊奇她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只有细听才会发现个别咬字的发音带着山里味儿，比如她老是把“二”念作“恶”。但这更使她显得娇憨似乎在无意识地对人撒娇。她坦率地向我讲述了小时候贫穷的日子，说那时吃不饱饭，她们兄弟姐妹五个人，每天中午放学后都比赛着往家跑。谁先到家谁能抢上锅里的稠米汤，谁后到家谁就捞不着米了，盛到碗里的只是汤。
　　学校离家有三里地，每次他们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的讲述更激起了我“骑士”一般的热望，我多么乐意尽我的所能使她永远不回首那抢着喝稠米汤的日子。我频繁地送她东西，有一回甚至把母亲家传的一枚翡翠项坠偷出来取悦于她。我记得那次她抱住我大哭起来，当时我也很激动，我为她擦着眼泪试图去亲她的脸，但她很警觉地推开了我。她对我防范很严，这种防范更把我折磨得六神无主，这段时间一个名叫表妹的人又掺和了进来。
　　这表妹其实是我同宿舍的表妹。表妹的父亲是个做化妆品发了财的企业家，他们那个化妆品系列里有一项还得过布鲁塞尔尤里卡发明奖。不过用表妹的话来说，中国的化妆品就像中国的酒一样，都在某个地方得过奖。她经常提着一大袋子男用面霜、粉刺灵什么的到学校来送给一些人，惟独不给我。这举动常常把我弄得很忐忑。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送我，她说因为我爱你，怎么能把白拿的东西送给心爱的人呢？我会送你东西的。
　　表妹开始送我东西，我也开始接受表妹的东西，其实我接受表妹的东西是为了拿过来转赠尹金凤。手表、打火机、运动鞋、真皮钱夹、名牌衬衫……我无一遗漏地都送到了尹金凤手上。我让她寄回山里老家，说这是我给她兄弟姐妹买的。表妹接下来就开始约我吃饭，去“肯德基”，去“王府”，去“香格里拉”。
　　有一次在饭桌上，她竟然把一粒樱桃叼在嘴上让我用嘴去接，这动作有点刺激，却把我弄得非常别扭，一时间仿佛她嘴里叼的不是樱桃而是搌布——就算是樱桃，我怎么能咽下一个陌生女人嘴里的东西呢，这大不可思议了。我装着没反应，表妹倒也没生气，嚼着樱桃说我没见过世面。我心想这动作也配叫世面？
　　表妹继续向我进攻，有一回约我出来在“昆仑”吃饭，当着我的面，她花八千块钱买了一条24K金的蓝宝石项链，说是送给我母亲的。我推辞不要，表妹云山雾罩地说，不要就是看不起她爸。她告诉我，她爸爸最近跟她谈了一次，说他们家有的是钱，表妹嫁人就不要再嫁给钱了，最好嫁给知识，知识加钱，两辈子花不完。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做雪花膏的老家伙的远见，我也十分地明白这表妹简直是提着一条宝石项链向我求婚。可我的心里只有尹金凤，假如她那个野天鹅一般的脖子上有这么一条项链该是多么不同凡响！我不记得那天我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酒后的我们跌撞着来到她家，进了她的房间，上了她的床。过后我提着那条项链想：我这不是做了一回男妓吗？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把项链献给了尹金凤。当我亲手将它围在尹金凤的脖子上时，我对她第一次产生了不可扼制的冲动。这冲动也许是基于我对自己的怜悯：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需要回报需要尹金凤的亲近。我给她戴上项链就去扯她的上衣，谁知她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那一刻我才算真正领教了山里人的力气。有一会儿工夫我眼冒金星什么也看不见，尹金凤趁机跑了，临走她小声说：“我会对你好的。”我想，有这样的女人，对这种人你心急不得。
　　令人可恼的是，在不久以后的新年联欢会上，我看见那条蓝宝石项链竟然戴在一个绰号叫做“一比四”的女生脖子上，“一比四”是尹金凤的同班好友。我忍耐不到散会就把尹金凤叫出来，在操场上我声色俱厉地请她给我解释清楚。她无声地笑笑（即使操场漆黑我也知道她在笑），承认“一比四”脖子上的项链是我送她的那条。她说她所以送给“一比四”项链是在巴结“一比四”，她所以巴结“一比四”是因为“一比四”的父亲是北门市副市长——“就是你们那个城市”，她提醒我。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最重要的是‘一比四’的母亲刚去世你明白了吧？”
　　我说我不明白，尹金凤说那我就说白了吧，我要向他们家进攻。
　　我说这回明白了，你想给“一比四”当后妈。
　　尹金凤说应该是我想嫁给“一比四”她爸。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问。
　　尹金凤说怎么解释都行，反正我告诉你了，这是相信你。
　　我说那咱们算怎么回事？
　　尹金凤说咱们怎么了？
　　（也是，咱们怎么也没有怎么）
　　我说，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一边和我不清不楚，一边又借花献佛想给副市长当老婆。我告诉你，北门市的市民可不把“二”念成“恶”，见面时别忘了先改口音。
　　我想你不仁我也不义，先污辱污辱你再说。我以为我会激怒尹金凤，她却十分镇静地说，我正在努力把“恶”读成“二”，我还要努力修正身上的其他缺陷。“改正缺点，修正错误”，毛泽东说的。知道我钻在图书馆净干什么吗？我通读了全世界二百多个总统、总理、政治家的传记。我喜欢权力，如果我得不到权力我也得站在有权力的人身边。从小到大我受了那么多罪，只有权力可以免除我再受这样那样的罪——也包括不再受你这样的人的奚落。
　　我说我……
　　尹金凤说你奚落我的口音，这才是你们这种人的原形毕露。
　　你以为给我们点儿小恩小惠我们就得把自己献出来？他妈做梦！
　　我说这总比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好。
　　尹金凤说我不是婊子，我还清清白白地留着我自己呢（给那个副市长留着）。你才是婊子，男婊子，“一比四”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戴你的项链还嫌脏脖子呢。
　　好家伙！我已无地自容。在这个山里姑娘面前我还能再解释什么说什么？她的精明和野心已够我的脊梁骨寒冷一阵子了。分手时我只说了一句“祝你成功”，没想到又招出她一堆话来。她说我会成功的，还记得那次我在洗漱间掏下水道吧，总有一天我会指挥着别人去掏下水道去干这干那，因为我自己干过、会干，我更知道怎么指挥别人干。哎，你等等，你先别走！她叫住我。
　　我停住脚，她站在我的对面，身子直挺挺的，伸出脖子轻轻亲了一下我的下巴，宛若秋风把一片干枯的树叶吹上了我的脸。
　　亲完她对我说，我说过我会对你好的，言而无信非礼也。
　　暑假的时候“一比四”邀请尹金凤去了北门市，毕业后尹金凤果然如愿以偿，做了市长太太。
　　我回到北门市以后，表妹曾经开车从北京来看我。这使我的良心深受谴责，我觉得最倒霉的莫过于这个表妹了，花了钱又献了身。我不想再这么和表妹支吾下去就把实情告诉了她，我甚至还说出了与这无关的从前的事情，比如肖禾，比如峡谷里的浪漫，以证实我的不可救药。表妹说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打过一次胎呢。她挥挥手一副很潇洒的样子，好像以挥手的姿势帮助我赶走了从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纠缠。然后她说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就算你不爱我，我也不后悔，真的，虽然我这回是真心。
　　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可她没让眼泪掉出来就开车走了。我回到家来才发现我的桌子上有1000块钱，这他妈是什么意思？想救济我还是怎么的。那时候项链有点用，现在钱有个什么用。操你妈！我在心里大骂。我骂的不是表妹，可我得骂一声。
　　中午林林来了，把自己刻意拾掇了一番，一尘不染的样子。
　　她给我带来几个桃子，据她说都是洗好并用洗涤灵消过毒的。我们俩并排坐在床边吃桃子，一时竟想不出什么话来。我竭力回忆着初次遇见她的情景，就因为她喜欢在背人的地方吃零食，我才想把她拥在怀里喂她吃。回忆给了我一点儿感觉，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现在人和零食都在眼前，难道我不该喂她吃个桃子么？我拿了一个桃子送到她嘴边，把手臂搭上她的肩膀。她并不推开我，扭脸看了我一眼，我想我终于如愿以偿。接着我喂起她来，手臂也把她箍得更紧了。虽然我觉得这一切并不十分高级，有点俗，有点表演成分，可我猜林林还是需要这点表演的。
　　林林大概没有把这看成表演，昨晚我对她的粗鲁加“规矩”
　　也许反而促使她倍加信赖我。她微闭着眼，一口口地嚼桃子，显得心醉神迷。我趁她不备，趁她正心醉神迷，往她嘴里塞了一个桃核。她一咬，睁开了眼，攥起拳头就捶打我。她骂我“讨厌”，还说要打死我。男人等待的简直就是女人嘴里这个“讨厌”，“讨厌”实在是个信号，要是听著『讨厌”再挨上两拳头，就更货真价实了。林林一捶我，我就势往床上一躺说，既然讨厌不如死了算了。林林又给了我两拳，头也顶了过来，顶在我肩膀上、胳膊上，然后便说我的衬衫都馊了，要给我洗衬衫。
　　一听说眼前的女人要给我洗衣服，我心中一阵悲凉，就仿佛我已经是一个丈夫了。对于“丈夫”，我还是要提高些警惕的。
　　我必须悬崖勒马，适可而止。我们刚正式接触过两次，再过几天说不定她就要替我领工资还得限制我一天抽多少烟。
　　对面的阳台空荡无人我感到孤立无援。我弄明白了我需要林林就像需要一个妹妹，我愿意逗她开心，愿意她欣赏我适可而止的自我表现——一个好心大哥、“博学多才”大哥的自我表现。
　　但我决不愿意再让她拿头顶我，骂我“讨厌”，事情发展起来会无止境的。那么，我决定把她的注意力引开，比如领她参观这座满是灰尘的大仓库。
　　我们走进了这仓库的每一个房问。我指着如山的桌椅、如山的柜橱、如山的木床对林林说，这儿是个博物馆，联系着人类学的博物馆。你别以为它们就是桌椅板凳，它们都有各自的生命各自的记忆，人类早就遗忘的事，它们却记忆犹新。我一边说着，哗啦拽开一个抽屉，把林林吓得一激灵。我说不必惊慌，请看这是什么：两张点心票（指甲盖大）是1960年印制的。当时中国正值天灾人祸，所以食品一律凭票购买，点心已成了稀奇，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一张半斤的点心票。也有不少能人为此毁掉半生的，便是造了假点心票，其罪过如同当今造假钞、走私大麻一样。不过这两张是真的。至于主人为什么慷慨而粗心地把它们遗忘在这里，你能解释吗？
　　林林作了几种解释，都被我否定了。林林问我：你说呢？我说只有抽屉知道。接着我又哗地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张字条，上写：“4月3日大丽借我奶票两张。”我问林林这又是怎么回事，林林说也是1960年的陈年老账吧。我说并非，那时节哪有牛奶可买，奶牛早被杀吃了。现在的关键是这个4月3日，这个4月3日究竟是哪一年的4月3日，这倒是我们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接着我又拉开一个抽屉，这抽屉里没有点心票，也没有欠条，只在抽屉边沿上刻着几个黄豆大的字“同胞们，警惕小芝”，后面有个惊叹号，刻得最深。我和林林脑袋挨着脑袋看了半天。我说，懂了吧，现在电视台的小品越编越乏味，就是因为缺乏这类线索。这里的每个线索都能编出一个上等小品。
　　在我的启发下，林林也给我讲了一个和抽屉有关的故事，说，有一个工程师是设计院出了名的怕老婆，经济上没有一点儿自主权，工资全部由老婆代领，花二分钱买火柴都得提前向老婆申请。
　　后来这工程师去南方出差时飞机失事，死了。另一个工程师搬进了他的办公室占用了他的办公桌。过了好几年那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掉了底，工程师才发现在那抽屉缝里有一个叠成窄细长条的存折。打开存折看看，上面有五千多块钱。你猜那存折是谁的？是死了的工程师的。那死了的工程师是谁？是我爸。
　　林林说那些钱是她爸发表论文的零散稿费，说现在的抽屉主人当即就把钱送到了她们家。来人以为林林的母亲会喜出望外，谁知她母亲却要求这人把那张桌子的所有抽屉都拆下来看看，说没准儿还能翻出存折来呢。我对林林说你母亲挺叫人扫兴的，林林说可不是吗，如果我是那个工程师，拿到这个存折根本就不往死者遗孀手里交。你好心交给她，她反倒怀疑你指不定还昧起来几个呢，反倒怎么也说不清了。
　　我说就是，我说这也是一个上好的故事，说不定这桌子就在我们眼前，至于是哪张，也许已经无关重要。我说林林，现在你应该懂得我领你参观仓库的含义了吧？今后有的是时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家具都作一番调查，说不定能写出一部比“三言二拍”
　　更伟大的小说来。我一边说一边哗啦哗啦地拽抽屉，林林也开始拽。她看上去比我认真，那是因为她比我更相信那个与她们家有关的故事。这拉抽屉的运动持续了好几天，所有房间的尘土都被我们搅了起来，所有的抽屉都已被拽开而我们却不知道将它们合上，致使这座仓库好像塞满了因上吊而吐出舌头的死尸。我们一无所获。
　　林林对此逐渐失去了兴趣，好几天不来了。我这样折腾她，这样跟她瞎“白活”，纯属为了排遣和填充午间的寂寞。我实在是厌烦中午，我期盼的是傍晚的来临。
　　黄昏了，对面亮起了灯，有时是她自己，有时也有那个高个子男人。在我的视野里，我从未漏掉过一次她和他的拥抱、亲吻、说笑，也有过争吵：她从围裙兜里拿出一封信给他看，他看了几眼扔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来再看，看完把信撕掉。她从他手里夺那撕碎的信，脸涨得通红，突然从无名指上褪下那枚戒指开窗便扔了下去。这使我不禁想到，尹金凤即使在给了我一耳光之后，也不曾有勇气把那条宝石项链一并扔给我。我看见那男人惊愕着冲她喊了一声，接着就冲到阳台上和她一起探着头往下看。她闯了祸一般抽身回到厨房，然后就不见了。男人继续向下探着头，我猜对面肯定是下楼捡戒指去了。这时男人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一定是戒指找到了。过了一会儿，对面举着戒指出现在厨房里，男人从她手中夺过戒指，攥住她的手，为她重新戴戒指。他和她都笑了。后来男人就帮她洗碗，她从他的身后为他系围裙，他又扭过头来亲她，像往常一样。
　　我想，这没什么，恋人（或情人）之间常有的事。但那封信却非同一般，它一定联系着另外一个人。我终于在一个本该是安静的中午发现了对面有新情况。
　　这个中午林林仍然没来。我无比轻松，洗了两根黄瓜，打开一瓶啤酒，坐在窗前开始吃午饭。这时对面突然出现在阳台上。
　　跟在对面身后的是个男人，这不是那位高个子，这人比高个子岁数大，身体偏胖，也许五十岁，也许五十多岁。他尾随着对面来到阳台，对面向窗外指点着，我猜是向他介绍四周的环境。他有分寸地点着头，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厨房。看得出这男人对这里并不熟悉，厨房里的一切也令他感到陌生而有趣。他拿起一些瓶瓶罐罐向对面询问着什么，她微笑着回答得有分有寸。可是当对面伏在水池前洗手时，他猛地抱住了她的腰。对面显然反抗了两下，但反抗得并不果断，于是那胖子将她扳了过来……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因为关键时刻有人敲我的门。我以为是林林，气急败坏地开了门，门口站着肖禾。
　　我惊讶地问她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她说哈萨克斯坦她都去过了，索契也去过了，区区一个设计院怎么就找不到？她还说开始她找到了我的正式宿舍，有个姓罗的告诉她，我住在仓库里。
　　我听着肖禾说话，眼睛却死盯住对面，阳台上已空无一人就像我刚做过一个噩梦。肖禾说喂！看你那神不守舍的样儿！我这么远来看你。
　　我让她坐下，还给她倒了一杯啤酒，只觉得心乱如麻。我说我现在这个德行实在不值得你看望。肖禾说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放心吧，我不是来逼你结婚的，我只是来看你。
　　她大口喝着啤酒，一口下去半杯，告诉我说她已经辞了职，眼下正和俄罗斯做生意，倒腾服装，什么都倒。她说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在哈萨克斯坦遇见一个小伙子长得特别像你，就为这个我跟他“白活”了半天，语言又不通，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但是凭直觉我觉得我什么都懂他也什么都懂了，天哪，分手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想回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你看你一眼，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但我可是地道的国粹怎么会像洋人。肖禾说旁观者清啊。她说她还带给我一样东西，是在国际列车上从一个俄罗斯倒爷手里买的，我说拿出来看看。她拿了出来，是一架仿古单筒望远镜，尺把长，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像一枚大号手榴弹。她替我把它拉长，给我对对焦距，递给我说，你四处看看，带微距的。我举起望远镜向窗外一扫，一下就扫到了对面的阳台，心中一个颤抖——我不是走上对面阳台了吧！阳台无人，我只看见厨房餐桌上有个瓶子，写着蕃茄沙司，一瓶啤酒是豪门干啤。
　　肖禾见我喜欢这望远镜，顿时也喜洋洋的，她告诉我虽然望远镜外观笨拙，但镜片是德国蔡斯，出自二战后德国向苏联赔款造的工厂。
　　我拿着望远镜故意装作对于对面的若无其事，当肖禾也想用它看看对面时，我立刻用望远镜瞄准了肖禾。我说肖禾你猜我看见什么了？肖禾说看见什么了？我说我看见你胃里的俄国列巴还没消化完呢。还有……还有我不说了。肖未说净放屁，这又不是×光。我们俩都乐了。我们都不再提望远镜。我说肖禾，望远镜我也看了，现在我可是想领你参观参观这座仓库。肖禾说这儿有什么可看的，我说这儿有秘密，我是想把肖禾调开，我不愿意她也窥测对面，不得已时我就给她讲那些空抽屉。我边说边往外走，肖禾还真傻乎乎地跟了上来。
　　我领着肖禾楼上楼下乱转，走了好几个房问。当我们又进了一个房间时，肖禾一眼就发现这里全是床。
　　是的，到处是床，散发着被冷落的寂寥，也散发着勾人欲念的诱惑。而密布着蜘蛛网和灰尘的空间更使这一切宛若战后废墟或者阴湿的巢穴。有时能唤起人欲望的正是这些废墟和巢穴，在废墟和巢穴里人更要以百倍的疯狂来证实自己的生命。就因为站在眼前的是肖禾，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布满尘埃的床比抽屉可爱。
　　肖禾在一张床前站住，我绕到她的背后，低头亲亲她的后脖梗，然后伸手将她拥在怀里，我的胸膛紧贴着她那汗津津的充满弹性的脊背，我想起这姿势分明是从对面那个高个子男人那儿学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摹仿他的姿态，只感到这摹仿的必要。
　　肖禾对我的行为或许有些意外，或许有些不意外。她愣了一下便转过身来用力使我倒向一张床，我又闻见了她大拇指上的唾沫味儿。
　　我们在床上滚着尘土，事后肖禾对我说，她很后悔把我从北门市逼到了南门市，说现在我不必怕她了，她思路开阔多了，早晚会跟别人结婚。但假如她和我偶然相遇，希望我也别拒绝她，这就够了。我说你看上谁啦？她说她希望能看上这设计院的一位，这样就离我近了。我说真要结婚，还是要慎重的。她说你是谁？
　　你管得着吗？
　　我是谁呀，她的确也不用我管。她的话倒是卸掉了我多年的重负，我才说些慎重什么的。当我心中不再有负担反而对肖禾产生了一种说不尽的滋味，我们又换了一个房间又换了一张床，肖禾有时哭有时笑。我们又换了一个房间，我把肖禾扒得光光的，我也光光的，也很深入，直到我们变成两个泥猴。我们土鼻子上眼儿的裸体坐在床上，我头一回觉得肖禾有那么点可怜，可肖禾却是一副满意相儿，两只脏奶在胸前翘着，还不时扭扭这儿，弄弄那儿。观察了一会儿这房子，她没头没脑地说：咱俩开旅馆呀。
　　我说在哪儿，她说就在这儿，先给它起个名儿叫“爱神”。我说多难听呀，听上去像妓院。肖禾说何必这么刻薄，要不就叫“路人之家”——过路的谁住都行。我说听上去像收容所。最后肖禾说我没诚意，说她永远也不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说人之常情吧，我说人所以为人，就是具备了这点聪明，全人类都一样。
　　肖禾说是啊，可是为什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我说那是你乐意告诉我。肖禾说就算是吧。
　　她说着，猛一转身把我压在她的身子下边，两条胳膊紧紧箍住我的脖子仿佛要掐死我。我感觉有人进了房间，我看见林林站在床前。她穿着白大褂，双手插在口袋里，满脸通红，竭力想证实眼前是怎么回事。后来她终于弄清了，张了几次嘴，没发出声来，两只拳头在口袋里一鼓一鼓的。奇怪的是我并不尴尬，只一门心思地琢磨为什么她不把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
　　林林走了。过了一会儿肖禾也走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朝对面望去，觉得对面已被我遗失了一百年。我迫不及待地独自用望远镜向对面巡视，窗内仍然无人，煤气灶很白，灶上有只打火器，打火器上有一行小字：MADE IN JAPAN……
　　清晨，我等待着对面出现在我的镜头里，我早把模糊已久的玻璃擦亮了一小块。把望远镜顶在玻璃上。我甚至提前刷了牙洗了脸，我愿意让一个干干净净的自己去注视一个新鲜的对面。
　　她推开门走到阳台上，随便穿了一件大背心，头发有点乱。
　　当她猛然间把脸转向我时，她的脸就仿佛一下子贴在了我的脸上，甚至比贴还近。我发现她确实已不年轻，眼角已有了浅显的鱼尾纹。但嘴唇饱满，脖子结实，腮边有一粒黑痦子。她坦然地盯着我就像有意迎接我的瞄准，我心跳了几下就平静下来，因为我发现她并没有看我，她的眼光正穿越了我和我身处的这座仓库，凝视着房后的原野。那里，麦子已经收割，秋庄稼尚未长成，田野一片豁达。她凝视了半天才收回眼光，这时我看见她眼里满是泪水。我第一次发现了她的眼睛的与众不同，眼泪使它们闪烁出一种娇嫣的玫瑰色。
　　她独自对着窗外，就那么默默地流了一会儿泪，不像有什么大不了的悲痛。给人感到这种人即使有大不了的悲痛，她也会不在话下。果然，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在这个时间该做的，她又开始做起来，当她坐下来吃早饭时，一切又是有秩有序。
　　至于对面的两个男人，我却不愿意用望远镜瞄准他们。起初我想把这解释成不屑于，实际我是不愿意他们的脸在我的视线里呈现出不容置疑的清晰，我讨厌这种清晰就像讨厌他们的存在。
　　这时我已明了我是那样地讨厌他们，若在他俩之间再作选择，我对那矮个儿男人更是充满憎恶。这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轮番出现，却没有碰面的时候。我很想弄清他们出现的规律：高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来，矮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到。这段时间我为搞清他们出现的规律而心神不宁，搞清这件事简直成了我的生活目的。我曾经把某人假定成一、三、五，把某人假定为二、四、六，不对。
　　我又把某人定为一、二、三，把某人定为四、五、六，又不对。
　　我把每周的七天一次次地颠倒排列，一次次地失败。那么他们是无规律的，可无规律就要撞车。有时我觉得我简直成了私家侦探。
　　后来我只搞清了一点，就是高的和矮的谁都不曾在这儿过夜。我想，女人和男人能睡在一起终归是不易的。找到了这个信条，我便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肖禾散布我和她的“睡觉”，也就成了地道的无稽之谈，我真愿意落个：你是谁呀！
　　谁知我的信条也有被打碎的时候：有一个深夜我被对面惊醒了，惊醒我的是对面的灯光。我从床上爬起来朝窗外望去，原来深更半夜对面阳台上亮起了灯——确切地说，是阳台的厨房里亮着灯。对面正在喝饮料，只穿着一件宽大的男式衬衫，衬衫下摆齐着大腿，给人一种里边什么也没穿的感觉（穿没穿谁知道）。
　　令我不能容忍的是，那矮个子男人就站在她的身边，他也举着一杯饮料不慌不忙地喝着，还一边俯身去亲她的胸脯。对面对他没有激情，但有一种温和的接纳。我感到周身热血沸腾就仿佛对面和这男人一道欺骗了我。
　　我开始像憎恶那矮个子男人一样憎恨起对面，心中闪过我能够记住的所有五花八门的道德箴言。从痛打罗欣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我甘心情愿在黑暗中熬着时光，忍受着恶浊的空气，难道就为了欣赏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鬼混么？我从来也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电灯的光明和洪亮、宽广的声音，假如不是处在深夜我会立刻拔腿出去找总务处要灯泡。找灯泡、把屋子弄亮的念头持续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总务处，在幼儿园门口碰见了林林，她正领着孩子们往外走。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冲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但当我快步走过了她和她的孩子们，身后却响起了一片嘹亮的童声：“叔——叔——好！”（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不得不回过头来答应着孩子们，顺势再冲林林点点头。她又瞪了我一眼，这次不如刚才狠，我感到她有话要说。我迎过来，背对孩子们，她说她有件事想告诉我，说肖禾找过罗欣。原来这家伙到底流窜到了南门市，为什么不去再找找那个哈萨克斯坦人？
　　林林的消息正中我的下怀，而她却当做一枚小炸弹投掷给我，这正是许多天真姑娘的令人心酸之处。显然，我与肖禾的裸体同林林的相遇，反而成了我和林林关系的催化剂，她才用了个激将法，好激起我对肖禾的愤怒。实际肖禾赶紧找个主儿比什么都强。
　　林林紧紧盯住我看我的反应，我只装了满脑瓜子灯泡和流行歌曲的旋律，光明加上音乐已是能叫人神魂颠倒。我用应付的口气对林林说，肖禾有这个自由啊，我不在乎。林林马上追问我究竟在乎什么。这话问到了根本，我想说我最在乎的就是窗外那个阳台，但我却鬼使神差地说我最在乎的是你，可我现在有事，过一个星期咱们约个地方谈谈。
　　林林却说一个星期可不行，一个月我也不一定和你谈。你在乎我，我就得在乎你？
　　我说那就算我自作多情吧对不起。林林张张嘴还想说什么，我已经拔腿走远了。
　　在总务处，我向处长申请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问我要那么大的灯泡干什么，我说我是看仓库的，仓库亮点儿防贼。
　　处长说据他所知那个仓库从来就没进过贼，贼不会惦着一堆破桌椅烂板凳。这么好几十年了，他们只抓过一个附近农村的老头。处长说那时他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在院保卫处。有一次他们绕着院墙巡逻，发现有个老头正用砖头砸墙角上的灯泡。处长说那时候的设计院戒备森严，院墙上隔不远便有个大灯泡。天一黑，灯泡都亮起来。处长说他们冲着老头追过去，问老头为什么砸灯泡。老头说我们村的电不够使，你们这儿的电多，截你们点儿电，正合适，光电线里存的这点儿电也够我们使了。处长说你老人家懂不懂电啊，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道理。老头说你说电是个什么道理？有一回我去钢磨上磨面，出家门时拽拽灯绳灯还亮着，一到钢磨上就停了电。我对磨面的闺女说，停电了不要紧，电线里存的那点儿剩余的电正够磨我这二十斤麦子。那闺女也和你一样，说我不懂电，我怎么不懂？浇地的工夫停了电，垄沟里还能存住一股子水呢，电线里怎么就存不下一点儿电？老头把处长给说乐了，处长说后来他还推荐这个老头做过设计院的传达。
　　这故事虽有几分幽默，但对我却毫无意义，我又提出领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说给你讲了半天老头砸灯泡的事，就是告诉你那个仓库不用防贼，要灯泡照明有个四十瓦的也足够了。
　　我拿了四十瓦的灯泡，一出楼门就把它摔在台阶上，然后上街专门去买。我在五金商店买了四个五百瓦的灯泡，还买了灯口、电线一大堆。从五金商店出来我又去音像商店买磁带，我在如潮的录音带里扒拉来扒拉去，最后抓阄儿似的闭着眼拿了一盒。这是一盒从前的旧歌，有《阿佤人民唱新歌》，还有《红太阳照边疆》、《北京的金山上》什么的。
　　我带着这堆东西回到仓库回到我的房间，忽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昂之情，像是一台晚会的策划正审视舞台，又好比就要登场的演员在后台酝酿情绪。我接好电线电源，将四个灯泡一溜排开悬在窗口，打开录音机（我有一台燕舞收录机）放进新买的盒带，专心等待深夜那个时间的到来。
　　一天天过去，我只在白天见那高个子男人来过两次，但来去匆匆，我知道我等待的是那矮个子，也许那矮个子得了个暴病死了，突然死了，这倒也干净利索，解气！我想。但我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不错眼珠地立在窗前空守了好几个黑夜，心中感到气馁又有些安慰。但愿那男人当真不来了吧，但愿我那四个灯泡就此作废！
　　可是，有一天深夜，当我已经开始犯迷糊时，对面的阳台亮了！透过厨房的玻璃，我看见对面一丝不挂地站在洗碗池前洗桃子。这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看她，她显得更加光芒四射。接着有个男人也进了厨房，正是那个矮个子。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中式短裤。他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可口可乐，坐在高脚凳上悠闲地喝起来。他边喝边欣赏对面，对面也毫不在乎地请他欣赏。他好像又一次被她的美丽所激动，放下饮料就把她拉了过来……
　　一种邪恶的快感立即传遍我的全身，就像开幕的铃声已响我必须果决地登场。矮老头儿，别他妈怪我不仁不义了！我想着，一个箭步窜下床，啪的一声拉动了电灯开关，同时把录音机打开。
　　骤然间刺眼的光明直奔对面而去，紧接著『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响彻夜空。我看见我推开一扇久未开启的窗户蹬上窗台，手中握着望远镜，故作轻松地朝对面望去。我看见那男人沉重的后背凝固了一般僵持在我眼前，我看见我的对面正麻木不仁地和我对视，这是受了极度惊吓后的麻木不仁。我还看见她的嘴角微微牵动着，像在发出无力的抱怨：你是这样年轻，为什么会这样残忍？
　　啊，正因为我这样年轻，才会这样残忍。
　　我在极度兴奋中忘记我的演出是怎样结束的。
　　我再也没有见过对面，阳台一直空着，厨房的门一直紧关着，自那个“光明”的深夜之后她就消失了。
　　我把窗户关上，拧下所有的灯泡重又过起黑暗的日子。我时常感到我的低下，我的卑鄙，我的丑陋，我的见不得人。我好比是个趁人不备从后面捅人一刀的歹徒，这种歹徒最大的资本就是趁人不备。
　　又过了些天，对面仍然没有动静。阳台上却出现了一个男人，不是那个高个子，也不是那个矮个子，凭直觉我断定他才是这阳台的主人——他随随便便地站在阳台上煮方便面，面色很难看，白胳膊白腿的。他坐在厨房里吃面，不时停下来发一会儿愣。吃完把碗扔进洗碗池也不刷，洗碗池里已经摞满了脏碗筷。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对面一丝不挂地站在洗碗池前洗桃子的样子。
　　有一天中午林林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她很拘谨，又竭力装作忘记了从前的不快。我对她说今天她这条连衣裙特别好看，林林显得高兴起来，打开报纸包说她最近在学剪裁，给我做了一件圆摆衬衫。我努力做出专注而感激的样子从林林手中接过衬衫，想到有天夜里，对面穿的就是这种圆摆男衬衫。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便是对面的脸。
　　我愿意相信这是幻觉，但事实上这不是幻觉。对面的脸的确出现在那张皱巴巴的报纸上。我拿起报纸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几年不看报纸了，我甚至忘记这城市还有这么一张《南门晨报》。我放下衬衫拿起报纸，在报纸的一个角落印着对面的照片，照片下边有一些文字，文字报导了南门市著名游泳教练、市政协常委的逝世，说是因心脏病猝发于某月某日不幸逝世年仅三十九岁。下面还有一些赞扬之词，有文字说她不受金钱、名利之诱惑，安心国内甘当无名英雄，并几次放弃出国与在国外读博士的丈夫团聚……
　　我推算了一下，某月某日正是那天深夜我大放光明的日子。
　　林林发现我对着报纸出神，问我，你认识这人？
　　我说我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我的确不曾认识《南门晨报》所介绍的这个对面，更不知她还有这么一大堆眼花缭乱的事业。我所认识的仅仅是我眼里的那个对面，但我敢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认识对面了，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对面的真正死因了。
　　对面死了，阳台上已换上了那个白胳膊白腿的男人。但我总像有事业未竟：我依旧固执地想着那高个子和矮个子出现的规律。
　　为此我决定作一次“微服私访”，我必须亲临对面的空间去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我找了个帆布工具袋背在肩上，里边装了些改锥、钳子之类，扮作水暖工去造访对面的家。我来到医学院宿舍区，走到最后一排楼进了对面的单元，为我开门的正是吃面的男人，从国外回来奔丧的丈夫吧？他开了门，一脸沮丧地问我找谁。我说你是房主吗？他说是的，我说我是水暖工，例行公事检查下水道。他无可奈何地先把我引进了厨房，便乾自己的事去了。我熟悉地（我想我应该是）走进厨房敲敲这儿弄弄那儿，看看墙看看柜，看看我熟悉的一切。当我站在洗碗池前拧动水管时，看见墙上有两行用铅笔书写的数字。字虽特别小，但我凭着感觉还是觉出了它们的存在。第一行是2、5、7，第二行是4。我恍然大悟：2、5、7是属于高个子的，那个4属于矮个子。可对面为什么不把这字记在心里，却写在墙上呢？这或许属于心理学家的研究范围。
　　我决心用沾了水的手抹掉这些数字，就像要隐匿起对面留在人世的最后的痕迹，隐匿起她的那些不方便，那些“阴暗面”；就像我早就知道这面墙上有几个数字，而我的造访就是专为着消灭它们的。我抹掉那些数字来到阳台上，站在对面经常站的位置上张望着对面——我那肮脏的窗户紧闭着，而陈旧的仓库就好比一个貌似忠厚的阴谋家，无辜的对面曾经一览无余地把自己交给过这个阴谋家。
　　我从厨房里出来，站在过厅里，发现男主人正在卧室整理东西，像是要出远门。在他眼前的衣物中，也有我所熟悉的那些：一件圆摆衬衫啦，几件女人的小玩意儿啦。我对他说您的厨房真干净我很少看见这么干净的厨房。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说着脸上似有愠色。他的脸色使我发觉我的确说了反话，因为眼前的厨房实在不干净，洗碗池里的碗盘们都长了绿毛。但我的确不是故意，这是我意识中的习惯成自然吧——我曾经无数次站在对面欣赏过这间条理分明、整洁新鲜的厨房，或者说，它实在是有过我对男主人形容的那种时光。我抱歉地冲男主人笑笑告辞了这陌生的房子，我想我与他原本是没有对话基础的，我永远也无法向他陈述我的歉疚，正如同他永远也不可能向我复仇。
　　我不止一次地反省自己，又不止一次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招致对面厄运的只能是对面自己，即使窥测本身就是低下的犯罪行为，可谁让她自己给我提供了窥测的可能呢？那么我究竟是谁呢？当我有意惊吓她时，与其说是要张扬正义不如说是出于私欲，我是什么？我不过是在那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后面，对她充满欲望的第三个男人罢了。那个深夜，我采取的那貌似光明的“措施”本身不也是一种假象么。假象如同体面的鸦片迷惑既定的秩序，它操纵着人类的大部分生活，也缓解着生活本身带给人的无尽的压力。
　　无论如何我摧毁了一个女人最后一个个人的角落，我又庆幸我的确亲眼见过一个女人生活中最真实的片断。她使我领略到人在逃离了人类注视时那份无可比拟的自如的魅力，她在无意中教我学会了欣赏和疼爱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自然。这一切其实是从她的背后而得，虽然她每天与我面对着面。原来人类之间是无法真正面对着面的。
　　我搬出仓库搬到我该去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林林，明确表示我不爱她更没有与她结婚的设想，我让她尽可能把我往最坏处想。她低着头，半天才问了一句：那你到底爱谁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觉得我和林林之间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基础，我说不清她也听不明。也许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也许我根本就不曾具备爱的能力。爱的确是一种能力，我初次体味到这本是一种值得花费心血去郑重寻找的能力。我望着林林的后脖梗，望着她那从白大褂里露出一圈的花衬衫领子，领子已被磨损得露出了发白的经纬，但却出奇的干净，就像整日接受着清水的漂洗和太阳的照耀。一股柔情从我心中油然而生，眼前的林林正好比一株色泽滋润的嫩绿植物，使我相信她应该有自己美好的生活。而生活应该是美好的，生活本身面对着我们就像大自然面对着我们，只有它们能与我们永远平等相待。当我有时被深夜的光亮偶尔惊醒时，会想起那个被我扼杀的女人，一种久违了的让自己变得好一些的愿望，在这时犹如远空的闪电嘹亮地划过我的心胸。
　　黄昏时分我愿意到墙外的庄稼地去散步，我愿意去呼吸空气里那又苦又甜的菜味儿，看垄沟里的水是怎样悄悄洇湿每一畦青菜。有一次我被一个强悍的农妇截住，她把浇地的铁锨横在腿前高声喝道：“站住，这儿不让过！”我知道她们讨厌我们这些人在菜地里乱走，就顺从地转身撤退，农妇却又从背后喝住了我：“回来！那儿不让过！”我站在那儿开始不知所措了，听着这种吆喝心想难道我又走上了一个阳台？最后农妇终于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我冲她点点头感激地向前走去，原野渐渐安静了。我来到一片玉米地前，地边的垄沟上盛开着淡紫色的小喇叭花和金黄色的矢车菊，有两辆自行车并排倒在垄沟边上，一辆男车压着一辆女车。小花青草簇拥着它们，在朦胧的光线里我听见远方有鸟儿啼鸣……
　　我小心地远离了自行车走上回程，我为之工作的白色楼群宛若一艘即将离港的巨轮正在等待它的乘客。当我穿越田野向它步步逼近时，忽然想起行政处长抓过的那个老头。停电以后电线里剩下多少电才够磨他的麦子呢？人类或许再也不会产生这原始的浪漫了，但被嘲笑的究竟应该是谁呢？
　　对面一片清明。